welcome to here!

《精神病学、心理学和同性恋》第11章:对非病理化政策的强烈反应

自1973年之后,同性恋社区在精神病学界的盟友缓慢而稳步地进入了美国精神病学会的权力位置。学会的一任任主席屡次发表公开讲话,要求学校董事会、军队和移民局等机构撤销针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政策。另一方面,持同性恋病态说的人为自己日益受到削弱的势力而大感震怒,他们采用更为激烈的言辞要求学会撤回非病理化的政策,但没有取得成功。然而,令同性恋精神病学家和活动家们倍感难堪的是,1980年推出的《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仍然将“自我失谐型同性恋”列为“性倾向紊乱”。持续了几年的争议后,“自我失谐性同性恋”最终于1986年毫无声息地被剔除出疾病种类。精神病界曾是“治疗”同性恋的强大理论后盾,现在已转而成为同性恋社区的朋友。  精神病研究组织的领导变得比以往更为友好,更多的心理学家致力于支持同性恋者反对压迫和隐秘的斗争。从总体上来说,这些变化显得强烈而有效,但旧式态度并没有被一扫而光。自1973年以来,对于非病理化的反应也日渐强烈。当时的政治气氛正向保守的社会观念靠拢,所以这些反应的产生并不令人奇怪。历史性的病理化政策实施四年后,精神病学会对会员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发现大部份精神病专家并没有改变对同性恋的看法,仍有69%的人认为同性恋是病态,只有18%的人不这样认为。60%的认为,与异性恋者相比,同性恋者在表达爱情和建立稳定伴侣关系方面的能力较弱。1978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医科教育和有关医疗项目几乎没有注意到《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有关疾病分类的变动,对未来精神病专家的教学项目中,只有5%将同性恋列为正常的性倾向。无独有偶,许多标准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材仍然将同性恋归类为疾病。对于诊断标准的改变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非病理化政策真的起了很大作用吗?  罗纳德`里根于1980年进驻白宫后,社会空气转向保守。在此鼓舞下,老学派开始故调重谈,而认为公共观念仍然站在他们这边,而不是精神病学会的领袖那边。著名精神病专家阿布拉姆·卡迪那说:“一般美国人对于同性恋的怀疑不能由投票来消除。”他进而预言,同性恋将与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所引起的性别紊乱相结合,共同摧毁美国文明。“性身份的丧失将使人类成为满载炸药的无舵之船。”他于1978年做出了这样的预言。比卡迪那的夸张言辞更引人注目的是精神分析界一直顽固地抵触着同性恋解放运动发起的强烈社会变革,这个学界一直自陷于过去,拒绝面对未来。  大众媒体和公众的态度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两者拒绝接受精神病学会的非病理化政策,仍然将同性恋视为病态。著名专栏作家安妮·兰德斯拥有几百万读者,而且她曾自诩支持同性恋者的平等权益,但她于1976年却在专栏中写道:“我不认为同性恋‘只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我认为这些人有着严重的人格紊乱。在他们当中,有些人病得更重些,但总之他们都有病,这一点并不会因为美国精神病学会的漂亮言辞而有所改变。”许多美国人显然同意这一看法。1985年,当HIV受到确认,艾滋病作为重大健康议题受到媒体关注时,《洛杉矶时报》所做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有79%的美国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错误。  提倡治疗同性恋的声音也没有于1973年之后消声匿迹。八十年代,还有一些性学家承诺能够治好同性恋,但此回总是基于新的理由。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是当时最著名的性学家,也是“性爱美好”伦理观念的创始人,他们视“同性恋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有效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想到将同性恋归类为病态或者不道德,但他们却认为那些被自己的性感情所困扰的男小妹性恋者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认为,改变一个人的性倾向并不意味着对同性恋的贬损,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异性恋顾客上门,要求将自己改变成同性恋。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院为那些“自我感觉不佳的同性恋”者设立了专门的因人而异的治疗项目,试图让他们探索神秘的异性,消除与异性约会的紧张,学会如何和异性打媚眼,并尝试触摸陌生的异性的身体部位。这些治疗通过让病人与一名异性单独相处两个星期,试图让前者培养与异性交往的技巧,学会适当的言语用词,并促成异性恋性行为。“对那些希望改变性倾向的同性恋者实行治疗,确实有着很大争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承认,“但无视那些希望改变性倾向的人的要求,将与我们的工作目标相矛盾,而且带有明显的歧视。”治疗成为一种个人化的改头换面手术,一种医疗市场上的商品。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许多新教和犹太教的教会逐渐对同性恋和同性恋者呈现出宽松姿态,这种姗姗来迟的变革在当时显得尤其重要,受到了同性恋社区的欢迎。然而,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基要派教徒高举起治疗同性恋的大旗,他们在同性恋解放的年代发起的声音大大超过了他们在人数上的少量。1973年,“爱的行动”成为第一个专门将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的神职机构。1977年,重新信奉基督教的乡村歌手安尼塔·布莱恩特从佛罗里达州的达得县发起了“救救孩子”运动,其活动内容包括设立专门中心,试图让同性恋者通过接受耶稣基督来改变性倾向。名为“勇气”的天主教组织在十五个城市的教区设立分部,提倡严格的禁欲,鼓励同性恋天主教徒“根据罗马天主教会针对同性恋的训导,过禁欲生活”,并“为其他同性恋者提供榜样”。这些组织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后天获得的罪恶,可以通过神的帮助加以驱除。  1976年成立的基要派组织“国际逃亡”致力于“帮助那些希望从性缺陷方面恢复过来的人”,而这种“恢复”必须以宗教上的自我拯救为前提。“国际逃亡”试图“通过建立对于耶稣基督作为救世主的信仰,通过忏悔,使人从同性恋欲望中解放出来”。在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新基督右翼势力大增,藉此发展,“国际逃亡”声称那些立志改变性倾向的人中,有71.6%的人取得了成功。  提倡宗教治疗的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恶,有悖于上帝的旨意,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改变,但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将精神卫生工作人士拉入阵营,诸如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生物精神病院主任威廉·威尔逊等人给宗教运动添上了科学的手笔:  将个人动力心理疗法、群体疗法、厌恶疗法和心理疗法与基督教原则相结合,能够使相当一部份的人产生所希望具有的性倾向,并建立成功的异性恋关系……同性恋者能够改变他们的性倾向。上帝已经对同性恋加以谴责,并将改变所需的能力赋予那些希望改变的人。因此,“同性恋者和基督徒”是一个矛盾。同性恋者没有任何借口,如果他们希望改变,他们确实有希望成功。  在必要时候,基要派人士还借助心理暗示手法(包括治疗和祈祷)和精神分析术语来为自己撑腰。伊丽莎白·莫伯利是一名与“国际逃亡”有着密切联系的心理医师,她多次在电视上露面,指出当男孩希望成为女孩或者女孩希望成为男孩时,同性恋就产生了。她的这番观点和一个世纪前医学界对于同性恋的观点毫无差异,只是加进了一些弗洛依德式的术语而已:男同性恋是由于孩子“对父亲剧烈地缺乏认同”,从而导致了“对父爱的强烈抵触,而在日后试图从其他同性那里找回失去的慈爱”;小妹性恋的问题则在于对母亲缺乏认同,从而导致了母爱断源,以致日后只能从其他女性身上寻回母爱。男小妹性恋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父母使他们变成了“心理孤儿”,使他们不能成长为雄健的男性或者温柔的女性。莫伯利认为,“正常”的性别认同是培养“异性恋心理个性结构”的必要步骤,而同性恋可以通过从事与性别相适应的活动来加以阻止,比如男孩应该多踢橄榄球,女孩应该多做针线活。  九十年代初,治疗同性恋的倡导日益显得世俗化。心理学家约瑟夫·尼科罗西是“全国同性恋研究和治疗协会”的主席,该协会声称拥有300名成员。在让男同性恋者转变成称职的丈夫和父亲时,尼尼科罗西搀入宗教的成份。同“国际逃亡”和五六十年代精神分析专家们所持的观点一样,尼科罗西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停滞发展的问题”,不属于有效的性表达方式。童年时养成的性别紊乱进入成年后,可以在那些受过“修补疗法”训练的医师的帮助下得以矫正,对于男同性恋者来说,这种疗法可以修补父亲和儿子之间断裂的感情纽带。修补疗法“承认性别的重要性,家庭和常规价值观念的用处,以及阻止孩童产生性别认同紊乱的必要性”。尼科罗西认为,那些接受“快乐的同性恋者”的同行在帮助人们解除痛苦的同时,却抛弃了道德职责。他认为,那些“不快乐的同性恋者”所需要的正是诸如修补疗法之类的帮助。美国精神病学会对修补疗法表示反对,理由是没有看到治愈成功的证据。学会于1993年发布的声明中指出:“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修补疗法’在改变性倾向方面取得了任何成功。”虽然同性恋精神病专家要求学会再往前走一步,但学会仍然还没有对这种疗法提出伦理上的谴责。  尼科罗西并非老学派观点的唯一变奏者。罗伯特·克罗内梅尔博士推出了有关同性恋的“新时代”观点,认为同性恋意味着困扰、悲惨和不健全的人格。冥思、呼吸锻炼和不含咖啡因或糖类的饮食可以为人们提供情感自助。克罗内梅尔声称他可以帮助80%的人摆脱性变态。除了以上所提的各种问题,他还断言同性恋者都有着睡眠不佳的毛病!他所倡导的“谐振疗法”试图让人们回到童年时的受伤害经历,并让病人尽情发泄愤怒,而这种愤怒往往针对他们自己的母亲。  克罗内梅尔的疗法于八十年代提出,但其理论基础却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他声称“同性恋是早期成长环境的扭曲和不健全所致”,尤其是“不健康的母子关系”。“克服同性恋”的处方包括让全家人接受治疗,不要有孩子的母亲出外工作。就象先前的专家一样,克罗内梅尔声称自己对于受害者怀有同情之心,他这样做只是为同性恋者们自己考虑,而同性恋意味着苦难,只有异性恋是快乐的保证。  将同性恋者强行送入医院的做法也没有停止,青少年在这方面的受害尤其严重。最近,全国小妹性恋权利中心召集了20名曾经受到强制关押的同性恋青少年,他们在被关押期间,被迫接受厌恶治疗、脱敏治疗、药物治疗和修补疗法。虽然这些受害者的人数并不多,但这种趋势令人担忧。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曾被诊断为“边缘个性紊乱”、“性别紊乱”和其它疾病。一个来自纽约的少年在自杀未遂后,被送入了当地的疯人院。在受关押期间,医务人员将她关入禁闭,并声称其同性恋倾向使她无法和其他女病员接触。一名夏威夷少年则被迫接受长达一年的镇定剂注射,在此期间,他被迫接受严格的治疗,以消除他的同性恋倾向。  琳·达芙来自犹他州,今年17岁。她母亲无意间发现她写给另一名女孩的情诗后,将她关入了医院。六个月后,达芙设法逃出。今天,达芙在旧金山成立了名为“学生和青少年反对精神病学压迫联合网”的全国性组织。这些事例都说明,虽然同性恋已经不被列入疾病诊断标准,但起了变化的只是治疗的语言。时至今日,很少有组织会公开宣称他们的目的在于改变同性恋性倾向。相反,他们只是说自己的工作目的在于“解除洗脑”或者将困惑的青少年“弄直”。

  • 相关tag: xiaomi日记